不知从哪一天起，我们开始怀疑课本，从刚进小学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被灌输起这样一个思想：课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。课本是神圣的。是不容怀疑的。于是，我们只好埋头苦读，不管那些观点是多么反感，不管那些理论体系是多么公式化，那些形象是多么虚伪，那些感情是多么虚假。然而，终于有一天，我们还是开始怀疑了，为了我们真实的感受，为了我们的自由。
据 不完全调查，我校各系使用的课本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过于陈旧的现象，以98级本科生使用的课本为例，有1978年的《热学》、1979年出版的《植物自然地理》、1979年的《有机化学》、1979年的《中国古代史》……这些教材都是刚刚恢复正常的教育工作时出的书，二十年过去了，各学科的学术研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，这些教材都没有及时反映这二十年来学术的研究成果。而且，众所周知，“文革”十年以及再往前的十年里，由于各种政治原因，我们的学术研究正常进行的没有几年，1978、1979年出版的教材反映的学术水平甚至是解放初期或者是解放前的！此外，在我们使用的课本中，还存在着许多新出版的但观点内容陈旧的现象。课本作为知识的载体，对于以接受知识为主要任务的学生来说意义重大，教材的优劣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。在采访中，被采访的同学在谈及课本内容陈旧时，都表示非常不满。大学生能否自主选择课本？大学能否不统一教材甚至不用教材？
中文系，97级女生说，他们目前使用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仍然以历史的思维来观察、分析，尤其是阶级斗争这个老调，很乏味，没有一点文学味。
历史系一学生则指出，他们所学的《中国近代史》的内容与初中、高中所学的大致相同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，没什么收获，更没有什么启发。
由于课本内容陈旧，很多同学学习期间根本不看课本，只是在考试复习时浮光掠影地翻一遍。课本的指导意义根本没有体现出来。而且，老师上课时也不得不自编讲义，学生则忙于抄笔记、复印笔记，这样，不但不利于学生正常的学习，而且也会混淆学生的思想观点，同时，也不利于课堂气氛的活跃、师生之间的交流。
在我校，教材的征定大致由以下几个步骤构成：教材科把全国征订目录发到各系，各系组织每个教研室的老师讨论研究，决定征订的教材，再由教研室主任批准通过，再交教材科开始征订。由此看来，在教材的选择上，任课老师有很大的决定权。一些老师解释说，没有订到观点最新的教材，是因为没有出现一套比现行的教材更权威的教材。而且学术研究是不断向前发展的，课本又有一定的稳定性，它只是反映一段时期内的科研成果，而新的知识可由老师在课堂上补充。文科类的教材一般都以基础知识为主，这些常识性的东西一般没有很大改变，对学生的影响不大。这或许是一种解释，但我们或许能看到其中的一些牵强、无奈。
同类教材的更改换代不能及时进行，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教育改革还未深入到教材改革这一环上。教材的选择和使用关系着整个教育体制、教育模式。为了统一培养标准，许多课程国家教委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，教材也只能在他们指定的范围内选择，实际上，老师选择的余地也不大。甚至像有些公共必修课的教材，任课老师根本无权选择教材，只能使用上面摊派下来的教材，有好的教材却只能放之不用。对此，任课老师也颇有微辞。在采访中，我们还发现，有个别系为解决系资料室的资金和库存问题，或者是为解决本系老师编的教材的推广问题，不得不把一些内容陈旧、观点过时的教材发给同学使用。或许如此，我们便能稍稍理解老师选择使用教材的难言之隐了。
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的世纪，时代对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，社会要求教育培养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劳动者，教育应该是创造性的教育。教材是知识的物质载体，是培养学生的基本工具，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，而内容陈旧，知识过时的教材怎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？学生创新、创造又从何谈起？教育改革从何体现？
为了推动高校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，加强教材建设，早在1994年底1995年初，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周远清就与高教出版社社长于国华商定，在2000年即今年前后出版约一千种“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”，同时也决定抓一批高质量的文科教材。时至今日，就我校而言，这一行动已开展，开始尝试使用一些这类新教材，如李世安主编的《世界当代史》、赵凯华、罗蔚茵主编的《热学》等。这是个喜人的开端，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窗口，我们能从故纸堆里走出，走进另一个世界。
我们渴求知识，但我们不是没有选择，没有怀疑。我们真诚等待，等待真正“开卷有益”的那一天。
